1935年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面临着自遵义会议以来最为关键的战略抉择。在短短十余天里，红军先后攻克天险腊子口，经哈达铺休整，突破渭河防线，在榜罗镇作出重大战略决策。这一系列决策过程，不仅奠定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更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哈达铺红军街
哈达铺：北上陕甘的策源地
展开剩余84%1935年9月16日，红一军第二师第四团遵照党中央关于打开北上通路的指示，发起了进攻腊子口的战斗。经过激战，红四团于17日胜利夺取腊子口。18日，红一军直属侦察连智取岷州哈达铺（今属宕昌）。19日，林彪、聂荣臻率红二师主力抵达哈达铺。20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及红三军、军委纵队到达哈达铺。这个坐落在陇南山区的普通小镇，便成为中共中央长征重大战略抉择的策源地。
红军在哈达铺得到了及时休整。哈达铺是陇南一个较为繁华的集镇，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药材集散地，这里物产丰富，商号云集，物价低廉，为红军休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时的红一方面军刚刚经历了一系列严峻考验。在走出雪山草地、突破腊子口后，部队减员严重，粮草弹药极度匮乏。据时任红一军政委的聂荣臻回忆：“部队已经连续行军作战数月，极度疲劳，弹药缺乏，特别是对下一步行动方向感到迷茫。”红军进入哈达铺时，缴获了国民党守军逃跑时留下的几百石大米、白面和2000多斤食盐，使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的物资补充。为迅速恢复体力，提高战斗力，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要求供给部给全军上下每人发一块银圆搞好伙食。部队休整期间，各伙食单位还邀请驻地群众会餐，进一步增强了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和联系。考虑到哈达铺及周边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实际情况，红军总政治部还及时发出通知，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红军在哈达铺完成了部队整编。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但当时因军情紧急，只是完成了部分部队改编。9月20日，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通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下简称陕甘支队）的整编方案：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原一、三军分别改为第一、第二纵队；军委纵队等组成第三纵队。彭德怀为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支队7000余人。这一整编不仅精简了指挥机构，提高了部队机动性，也为后续的战略行动做好了组织准备。
红军在哈达铺获得了重要消息。1934年10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一直在寻找红军新的落脚点。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红军先后七次变更长征落脚点，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悬而未决。红一方面军来到哈达铺后，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在当地收集到的《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了解到陕甘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活动，并有相当规模的根据地。同时，红二十五军也有与陕甘红军汇合的迹象。这一发现使艰难寻找落脚点的中共中央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时任中央军委参谋的黄克诚后来回忆说：“这些报纸对我们来说比黄金还宝贵，它们告诉我们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这给了我们巨大的希望。”
22日，陕甘支队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宣布：陕甘支队将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毛泽东的报告使红军指战员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高呼：“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表现出红军将士北上抗日的坚强决心。
在哈达铺，中央领导虽然已经了解到陕甘有红军活动的信息，但当时看到的报纸是七八月份的，存在较大的时间差，所以信息的可靠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另外，10天前中共中央在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通过游击战争，首先在靠近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的决定”。为保证中央决策的严肃性和可行性，中央在哈达铺并未作出关于红军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决策，而是在北上过程中通过不断收集新的情报信息来证实陕甘红军和根据地还存在着。因此，陕甘支队在向陕甘进军的大方向下，具体路线和最终目标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9月23日，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继续北上，27日傍晚中央领导随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西南重镇——榜罗。
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到榜罗镇行进的过程中，虽然时间很短，但中央领导层通过多种渠道继续收集情报，分析形势。据《毛泽东年谱》记载，在此期间，毛泽东“连日搜集报纸，研究敌情，与周恩来、彭德怀等商讨行动方针”。通过不断获取的“新材料”，领导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榜罗镇会议旧址
榜罗镇：北上陕甘的决策地
时任陕甘支队十一大队政治委员的王平在《王平回忆录》中记载：红军在当地小学校发现很多报纸杂志，上面刊载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北方的报道，也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
中央领导人通过在行军途中收集到的情报信息和在榜罗镇小学看到的许多报纸和杂志，进一步增强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了解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掌握。27日晚，为分析新情况，研究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矛盾日益上升，陕北地处抗日前沿，在此建立根据地有利于发动全国抗日运动。同时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进行了研判。会议根据获得的最新情报，确认陕甘地区不仅有相当规模的红军主力，还建立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为红军提供了理想的落脚点。政治局一致同意：“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甘，保卫和扩大苏区，以陕甘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9月28日清晨，在榜罗镇小学门前的打麦场上，陕甘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先后讲话，传达中央决定，进行政治动员。据当时与会的成仿吾回忆：“毛主席讲话时充满信心，他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红军，我们要会合他们，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
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
哈达铺和榜罗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红军长征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哈达铺被誉为红军长征的“加油站”，其意义在于它为处于困境中的红军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休整之机。在这里，红军不仅获得了宝贵的物资补充，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决定战略方向的关键情报。因此，哈达铺是红军北上陕甘的策源地。从此，红军变被动为主动，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迈进。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讲：“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让我们在哈达铺知道了陕北红军的消息。”榜罗镇则以其重大战略决策地位而载入史册。榜罗镇会议是中共中央继遵义会议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最终确定了长征的落脚点，解决了“到哪里去”这个关系长征胜利的根本问题。
从哈达铺到榜罗镇的战略决策过程，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发展。这一过程始于红军转战西北的实践困境，通过在哈达铺获取情报形成新的认识，最终在榜罗镇升华为战略决策，完成了一次“实践—认识—实践”的飞跃。它既遵循了矛盾特殊性原理，又展现了质量互变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中的政治智慧。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要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哈达铺和榜罗镇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更要学习其背后蕴含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灵活应变的精神品质。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刘元宏）
（来源：新甘肃客户端 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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